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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马光和王安石谁官大?

2025-02-26 08:50:16  来源:网络   热度:37

一、司马光和王安石谁官大?

司马光和王安石的官职一样大,都是宰相

司马光和王安石都有不少的文人朋友和高官同僚,他们都蒙受过欧阳修的举荐和培养,又都与北宋大诗人梅尧臣结为忘年之交,他们两位不仅是高官权臣,而且也是宋代文坛的大师级人物,王安石是“唐宋八大家”之一,写过许多文章、诗词,而且多是好文章,好诗词,在《王文公文集》中可以欣赏到。司马光也是文章大家,他著有《温国文正司马公集》,而让他名闻遐迩的是他的史学和谋略学巨著《资治通鉴》,这是他忙完政务,在一段歇息的时间写下来的巨著,此书要比当时别人专门编写的史书要强得多。《资治通鉴》成了后世帝王的治国权谋经典。

二、王安石司马光,儒道之争?

王安石司马光,是改革与守归之争。

三、王安石与司马光几年交情?

王安石推行变法,属于维新派; 而司马光反对变法,属于保守派,他们是政治对立的对头,但他们又是故友,都蒙受过欧 阳修的教诲和举荐,所以他们既有年深情笃的友谊,又有重大分歧,但维系赵宋王朝的共同目的,构成他们全部关系的基础。

四、王安石与司马光并称什么?

政治对立关系, 司马光、王安石和苏轼都是好朋友,政治上却不太一致。早年东坡先生反对变法,被王安石排斥,晚年东坡先生反对全盘否定变法,又遭到司马光不满。王安石对变法坚决推行;司马光则极力反对。

拓展资料:王安石是典型的激进改革派,提出“三不法”——天变不足畏,人言不足恤,祖宗不足法。苏轼和司马光是中国古代典型的保守主义:不相信可以通过变法激进而一下就成就一个美好的未来,只接受在目前的基础上做改进和提升,完成对社会的改造的民生的改观。

王安石(1021年12月18日-1086年5月21日),字介甫,号半山,汉族,临川(今江西抚州市临川区)人,北宋著名的思想家、政治家、文学家、改革家。

司马光(1019年11月17日-1086年),字君实,号迂叟,汉族,陕州夏县(今山西夏县)涑水乡人 ,世称涑水先生。北宋政治家、史学家、文学家。

王安石说:“善理财的人,可以使民不加赋而国用足”;司马光说:“天地间物产总有一个定数,不在民、便在官,你所谓的善理财只不过是盘剥百姓罢了”。

五、王安石和司马光谁先死?

王安石:1086年5月司马光:1086年9月王安石先死,因为王安石死后,司马光曾说过::“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,但性不晓事,而喜进非。至忠直疏远,馋佞辐辏,……方今……不幸谢世,反复之徒必诋毁百端,……朝廷宜加厚礼,以振浮薄之风。”

六、王安石对司马光的评价?

       王安石对司马光的评价很高,说他“德性醇正,学术通明”。这句话的意思是,司马光不但人品好,学问更好。司马光可以入朝为官,同样是欧阳修举荐的。不过这二位入朝之后,都和欧阳修发生了政见上的冲突,并且发生了激烈的辩论。从这件事就能看出王安石和司马光性格上的特点,他们都是耿直的人,都是捍卫理想的人。

七、与司马光和王安石相似的例子?

司马光和王安石是文学上的好友,又同朝为官。但是在政治上却是政见不同。王安石是变法改革派,司马光是保守派。

八、司马光苏轼王安石的政治主张?

  司马光在政治上是标准的守旧派人士,他跟主持变法的王安石发生了严重分歧,几度上书反对新法。他认为刑 法新建的国家使用轻典,混乱的国家使用重典,这是世轻世重,不是改变法律。所谓“治天下譬如居室,敝则修之,非大坏不更造也。”司马光与王安石,就竭诚为国来说,二人是一致的,但在具体措施上,各有偏向。王安石主要是围绕着当时财政、军事上存在的问题,通过大刀阔斧的经济、军事改革措施来解决燃眉之急。司马光则认为在守成时期,应偏重于通过伦理纲常的整顿,来把人们的思想束缚在原有制度之内,即使改革,也定要稳妥,因为“大坏而更改,非得良匠美材不成,今二者皆无,臣恐风雨之不庇也”。司马光的主张虽然偏于保守,但实际上是一种在“守常”基础上的改革方略。王安石变法中出现的问题,如新法不能有效落实和用人不当等情况,从侧面证明司马光在政治上还是老练稳健的。

  苏轼的政治主张主要是“丰财、强兵、择吏”,也就是要改变当时那种“常患无财”,“常患无兵”,“常患无吏”的状况。在丰财问题上,他既主张兴修水利,发展生产,又强调“节用以廉取”;在强兵问题上,他主张“深戒用兵”;在择吏问题上,他主张“兼用考试、察举之法”,既要防止失于仓促,又要防止请托之风。在他从政40余年中,为此做了不少工作。他一生刚正不阿,确实做到了“虽死生不变乎己,况用舍岂累其怀”,即或生或死都不改变自己已经表明的主张;用与不用,都无伤于他的抱负。苏轼在《定风波·莫听穿林打叶声》一词中写道:“莫听穿林打叶声……一蓑烟雨任平生。料峭春风吹酒醒,微冷。山头斜照却相迎。回首向来萧瑟处,归去,也无风雨也无晴。”这首词是他一生心怀家国天下的自我写照。

王安石认为,要发展生产,首先是“去(劳动者)疾苦、抑兼并、便趣农”,把劳动者的积极性调动起来,使那些游手好闲者也回到生产第一线,收成好坏就决定于人而不决定于天。要达到这一目的,国家政权需制定相应的方针政策,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从上到下的改革。王安石虽然强调了国家政权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,但他并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,反对搞过多的专利征榷,提出和坚持“榷法不宜太多”的主张和做法。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,变法派制订和实施了诸如农田水利、青苗、免役、均输、市易、免行钱、矿税抽分制等一系列的新法,从农业到手工业、商业,从乡村到城市,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。与此同时,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改革军事制度,以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,强化对广大农村的控制;为培养更多的社会需要的人才,对科举、学校教育制度也进行了改革,王安石亲自撰写《周礼义》、《书义》、《诗义》,即所谓的《三经新义》,为学校教育改革提供了新教材。

九、司马光给王安石写信的价值?

司马光对王安石变法的质疑,确实认为王安石变法措施中存在着弊端。如果给王安石写信的话,司马迁则会说:王相(宰相)啊!我们私交不错,但我对您的变法存在质疑,主要有四点:侵官,生事,征利,拒谏。请您慎重考虑,切勿将民生大事当儿戏啊!

熙宁变法不久,司马光就不能忍耐王安石的变法了,他连续三次给王安石写信,将自己认为的变法的主要的弊端指出来,希望王安石能够考虑其他官员的意见,对变法进行整肃。

这四项看法都直接指向了变法的要害之处,笔者认为,司马光对于王安石几项变法的研究,从理论上甚至高于了变法派大部分的大臣,他的反对不是看站队的朋党之争,他是从国家的角度来看待变法的利弊的。

十、司马光苏轼王安石更喜欢谁?

三人中更喜欢苏轼,苏轼是豪放派的代表,他那种旷达的胸襟是最值得敬佩的,特别喜欢他的定风波一莫笑穿林打叶声…,还有他的水调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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